中国的隐士文化，上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相传在商末的孤竹国，有伯夷、叔齐两位王子，父亲死后，他们两个互相谦让，都没有继承王位。周武王准备伐纣，二人跑到武王面前拦住马匹，叩头劝谏：父亲尸骨未寒，做儿子的就要大动兵戈，这是孝顺的表现吗？以臣子的身份弑杀君王，这能称为仁义吗？武王没有听从劝谏，派兵直捣朝歌，建立周朝。于是，伯夷叔齐两兄弟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为生，最后困饿而死。春秋时期，子贡曾问道孔子：像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死之前会有怨恨吗？孔子答：“求仁得仁，又有何怨”，这便是成语“求仁得仁”的出处了。
自伯夷叔齐之后，中国历史上文人雅士隐居名山的传闻层出不绝，著名如阮籍、陶潜、诸葛亮等人都曾隐居过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隐士真正的隐士
首先，古代还是有真正的隐者的，伯夷叔齐是一例，东晋时代的陶潜（字渊明）也是如此。说起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创始人，也算生在官宦世家，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也做过太守。虽然抵不上琅琊王氏、陈留谢氏等大家族来的显贵，但陶渊明自小也算是吃穿不愁，比当时的普罗大众过得要好得多。
但随着父亲和庶母的相继去世，陶渊明家道中落，最穷的时候甚至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不得以，他踏上官宦生涯，先后做过江州祭酒、参*等小官，但都与自己心性不合，此时期的陶渊明经常写诗寄托自己厌倦世俗、崇尚自然的心情。在自身生存需求和归隐愿望的不断拉扯下，陶渊明重复着出仕从*与辞官闲居的困顿生活。
他的最后一次出仕，是做彭泽县令，上任八十一天时，上头派督邮来检查公务，那时的督邮可是肥差，经常以巡视为名向地方官员索要贿赂。陶渊明对这种人自然看不上，半推半就地准备见他，却被小吏拦住：大人，您见督邮要穿官服，束大带，注意官仪啊。不说还好，这下陶渊明更恼了，叹到：我怎么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呢？从此索性彻底放飞自我，辞官不做，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居生活。
这一辞官，够气派，但是代价也是惨重的。因为按当时规定，县令这一职务不仅可分到“五斗米”的俸禄，还能合法占有亩的“公田”，舒舒服服地做个“大地主”。恐怕只有真正的隐士才能彻底舍弃这样的福利吧。
陶渊明隐居避祸
从陶渊明出生时间往前推个一百来年，有七个隐居在山阳的青年才俊，时人并称为“竹林七贤”。但是他们的隐居，就没有陶潜来得简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国到两晋的交替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昨天的帝王将相，转眼间就会沦为阶下囚，甚至被迫害致死。久居乱世的贤人无力挽回这样的局面，又不想被当作各方势力角逐中的牺牲品，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以隐居的姿态消极对抗世局。这种归隐，没有了采菊东篱的悠然自得，更多的是义愤难平的苦楚。
就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一样，晋书中有一段对他的描写：“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哥们经常自己驾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从不走正道儿，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痛哭一场，然后返回原处。按我们现在人的眼光看，这不是神经病吗？初唐时，诗人王勃也是这么想的，他曾作《滕王阁序》一文，里面就写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们怎么能效仿阮籍这样的疯子走到穷途就恸哭呢？但反过来想，这句话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毕竟生活在大唐盛世的诗人，又哪里体会的了这种痛苦呢？
私以为诸葛武侯当年隐居南阳，也应属于这种情况。所以皇叔刘备前两次到茅庐里拜访他，才会碰一鼻子灰，并不是“亮仔”心高气傲，故意让皇叔三顾茅庐，实在是内心纠结，不愿意在乱世中先当这个出头鸟。诸葛亮随刘备离去时，水镜先生司马徽感叹道：“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就是这个道理。
诸葛亮为出仕做准备
还有一种隐逸，就没有那么高尚了，那是做官前的准备工作。南北朝时，隐逸之风盛行，而且隐居越久的文人，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名声。统治者们出于*治博弈的考虑，会专门聘请这样的名士当官，以取得较好的社会舆论地位，巩固统治。像前面提到的阮籍，就被这么强迫征召过。虽然刚开始，隐士们都是被迫出山，但日久经年，这规矩就传了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出仕手段。
比较出名的有唐朝的“随驾隐士”卢藏用，皇帝在什么地方，他就挑附近一个山头隐居。皇帝在长安，他就住在终南山，皇帝移驾到洛阳，他也“随驾”的嵩山隐居。如此费尽心思，最终也搏得了一个官位。后来，这位“卢大随驾”的朋友司马承祯想在天台山隐居，卢藏用劝他：你怎么在天台山呢？终南山才是好地方啊！但司马承祯并没有要以此做官的意思，反唇相讥道：终南山确实是通往官场的便捷之道。卢藏用讨了个没趣，只好作罢，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就多了“终南捷径”这个成语。
我们自古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世箴言，“隐居”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学家林清玄曾说过：“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也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也应该时不时效仿下古人，抛开繁重的工作与无效社交，让自己慢下来，品一盏香茗，体会下这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