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卡拉姆卡斯·阿丽斯兰诺娃（左）携新书《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与读者见面。
卡拉姆卡斯：冼星海视我如女儿，给了我童年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里，83岁的卡拉姆卡斯·阿丽斯兰诺娃拄着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进“中国馆”。在这里，卡拉姆卡斯与她创作的新书《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正式与读者朋友们见面。
随着收留冼星海的老一辈们先后离世，卡拉姆卡斯成为哈萨克斯坦目前唯一近距离接触过作曲家冼星海的人，退休前，她是一名眼科医生，哈医学副博士。当时决定收留冼星海的哈萨克斯坦作曲家巴希特然·拜卡达莫夫是她的舅舅。今年，在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张伟先生的鼓励下，她将70多年前与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那段回忆写了下来，并以俄、中、英三文种出版。
签名赠书开始，张伟总领事作了简短的致辞后，已耄耋之年的卡拉姆卡斯站起身，扶着拐杖，开始了她的回忆。话一说出口，就再也停不下来。现场的百余名读者，时而为老人的坚毅勇敢报以掌声，时而对诙谐幽默的言辞报以欢笑。卡拉姆卡斯说到真情处，泪水已浸出眼眶。
深夜里，舅舅带来了一个清瘦的中国人据她回忆，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舅舅巴希特然带着冼星海找到她家，把这位清瘦的客人安置在只有20多平米的房子里共同生活了将近两年。
当时，冼星海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完成纪录片《延安与八**》的剪辑和配乐工作时赶上了苏联卫国战争，冼星海回国受阻，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当他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贫病交加中，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希特然将冼星海接回自己家，与一家人共同生活。
卡拉姆卡斯说，那段时间，有许多从前线疏散下来的人员和难民来到阿拉木图。冼星海作为其中一员在“集体农庄庄园之家”待了一段时间，由于付不起房费，他只好求助于作曲家协会，正是在这里遇到巴希特然。
适逢秋日，作曲家协会大楼还未供暖。巴希特然注意到一位满面愁容的男子，紧紧抱着一把小提琴，陷入沉思，身边放着一只小皮箱。直觉告诉巴希特然，这位男子亟需帮助，得知冼星海是共产国际送来的人员，巴希特然拉着冼星海的手，毫不犹豫地将他带回了家。
由于家里已收留了乌克兰作曲家米哈伊尔一家人，在母亲的建议下，巴希特然将冼星海安顿在他姐姐达娜比克家。
当时的达娜比克正照顾着年幼的两个孩子。20平米的小屋子，既是客厅厨房，也是卧室。
冼星海介绍自己叫“*训”，当达娜比克问他有没有简单的称呼时，冼星海说就叫“阿弟”吧。从那一刻起，“阿弟”在阿拉木图有了栖身之所。
卡拉姆卡斯说，母亲在临窗户中间支起一张小桌子，顺着桌子在屋子中间挂起一道帘子，冼星海就睡在帘子的另一侧，那是她的床铺。
在战争年代，卡拉姆卡斯一家每天能领到克黑面包作为口粮，另外还有一些凭粮票换来的食品，这是一家人与冼星海共同享用的食物。卡拉姆卡斯回忆到，“他常常到舅舅那里去喝上一碗汤，吃一块黑面包，有时也去乌克兰作曲家米哈伊尔那里，把衣服洗干净。”
《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一书由俄、中、英三文种出版。
缺少父亲的童年，冼星海给了我太多温暖短暂的两年，冼星海与达娜比克一家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可是对于卡拉姆卡斯而言，这段日子却给她的童年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这段回忆不仅陪伴了她的成长，也温暖了她的一生。
卡拉姆卡斯年幼失去父亲。年，卡拉姆卡斯还是几个月大的孩子，她与父亲阿里斯兰和母亲达娜比克赴莫斯科参加共青团代表大会回来后，阿里斯兰便被解除了职位，以“勾结”了人民的敌人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科萨列夫为罪名被抓捕后秘密枪决。
在苏联抓捕“反动”人员的妻子和孩子时，达娜比克带着孩子跟随阿里斯兰的朋友杜伊先逃亡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村庄。等到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得知弟弟巴希特然将被派到战争前线，达娜比克再次带着卡拉姆卡斯回到阿拉木图照顾家里。
一年后，达娜比克在阿拉木图的家迎来了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在这个家里，冼星海接触最多的就是6岁的卡拉姆卡斯。
卡拉姆卡斯说：“任何时候的阿弟都是温文尔雅，不慌不忙，他讲话的时候很平静，没什么手势，但是透过他丰富的面部表情，就能看的出来他是满意的还是难过的，高兴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发亮，脸上也会现出笑容。”
在卡拉姆卡斯记忆中的冼星海，只有一件蓝灰色的西服，无论是什么时候，冼星海的着装都十分整洁，卡拉姆卡斯从未见过冼星海刮胡子，或者是脱下衣服后的样子，也从未见过冼星海大声地笑过。
漂泊在外，冼星海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每当看到卡拉姆卡斯，冼星海就会想到自己在延安的女儿冼妮娜。
年，卡拉姆卡斯开始读小学，每天在腿上缠着破布，再穿着一双破了洞的橡胶套鞋去上学。在寒冷的冬日，卡拉姆卡斯冻着一双脚回家。“阿弟马上解开我腿上的布，一面用双手摩擦我的腿，一面朝上面哈气，好让我的腿暖和一点，然后他又将我抱起来，把我的腿夹在他的腋下，直到我暖和了为止。”
从小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的卡拉姆卡斯，被冼星海给予的父爱温暖着。卡拉姆卡斯回忆着，冼星海抱着她的时候，会让卡拉姆卡斯的头靠在自己的胸膛上，还会拉着她的小手掌贴在自己的脸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会一起哈哈大笑，我现在想起来他是教过我中文的，我们互相教对方自己的语言，并且我在短时间内记住不少中文词，比如‘两个’、‘三个’、‘五个’、‘十个’”。
卡拉姆卡斯说：“阿弟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给予过我如此多温暖的人，多少年过去了，我这辈子只要想起他，总是忍不住掉泪，是他给了我童年，是他将自己的温暖的双手和怀抱给予了我。”
冼星海曾经在阿拉木图居住了近两年时间，与巴希特然一家结下了浓郁的跨国友谊。
与冼星海的女儿一见如故，真是“命运的安排”年初，巴希特然得知科斯塔内音乐厅需要一名音乐指挥，他推荐了冼星海。在动身出发前，米哈伊尔将自己的黑色大衣送给了冼星海。
在科斯塔内，冼星海走访当地哈萨克村庄，了解许多哈萨克民间歌曲和曲调，并将它们写成五线谱。写下纪念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伊曼诺夫，以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交响史诗《阿曼盖尔德》。年6月18日，在科斯塔内纪念阿曼盖尔德·伊曼诺夫诞辰25周年的晚会上这部作品首次在公开场合演出，冼星海还亲自演奏了作品的小提琴部分。
不过，单薄的衣物无法抵御科斯塔内零下60摄氏度的寒冷天气，加上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冼星海常常被疾病击倒。年初冬，冼星海在一次巡回演出中得了重感冒，最终发展成了重症肺炎，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年10月30日，年仅40岁的冼星海医院，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中。
一段时间过去后，巴希特然在音乐年鉴中偶然看到关于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音乐家冼星海悼念文章时，才惊讶地发现文章中的音乐家正是他的朋友，他眼中最优秀的作曲家“*训”、“阿弟”。
这个噩耗，让达娜比克和卡拉姆卡斯的生活被哀痛笼罩，无法接受冼星海离开的事实。想到冼星海在中国的家人，达娜比克和卡拉姆卡斯向共产国际、红十字协会写信，请求这些机构帮忙寻找冼星海的妻女。
“然而共产国际要求我们用汉字写出此人的姓名，红十字协会认为我们不是他的亲人，不能帮助我们寻找，广播电台也毫无回音”，说到此刻，卡拉姆卡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等了30多年，直到年初，卡拉姆卡斯终于在阿拉木图等来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在航站楼蜂拥走出来的人群中，两个从小失去父亲的人一见如故，拥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至今，卡拉姆卡斯也无法解释两个未曾谋面、语言不通的人，竟能从茫茫人海中彼此确认眼神。或许，用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话说，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吧。
年7月，纳扎尔巴耶夫在冼星海故居揭牌仪式上致辞说，“伟大的中国作曲家冼星海在命运的安排下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为哈中两国的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充满回忆的角落成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圣地，冼星海的音乐将在哈萨克斯坦大地上继续奏响”。
“我十分幸运也对命运身怀感激，因为在大家共同经历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我们最亲近的长辈发扬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将这份友谊传给了我们，我们将世世代代珍惜这份友谊”。卡拉姆卡斯说。
原载于年5月10日哈萨克斯坦《今日丝路》报
监制：张兴鼎责编：胡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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